4月27日🤞，由门徒娱乐主办的名师讲堂系列——“中外文化十讲”第七期第十讲以线上讲座的形式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教授带来了题为“汪曾祺的复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讲座♻️，线上吸引了一百五十余位本科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罗教授首先介绍了汪曾祺的诞辰已有百余年🤸🏻♂️，确立其文坛地位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三篇代表作🔞🧆。其师从沈从文，沈从文曾在与程应鏐通信中夸赞“我可惜老了……不然……我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汪氏在文学上的造诣可见一斑🚓。而在文学史的地位上，可以借汪氏《七十书怀出律不改》一诗的自评“不开风气不为师”得以一窥👨🏽🎓。佐证的另有文学评论界两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黄子平的《汪曾祺的意义》与李陀的《意象的激流》。这两位一起确立了1980年代中国“新的文学史观”，他们对汪曾祺在文学史的定位分别是“往回看”和“往后看”，认为汪曾祺为中国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东西。这套“新的文学史观”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之后罗教授进一步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也是一套新的文学理解。曾经的革命文学史观对于文学的理解是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他律，被文学之外的因素所决定🧖♀️。而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是自律，所谓文学是自律性的，强调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身↖️。因此🛎，文学如何回归其自身，这是1980年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恰恰是以一种重新勾连文学传统的方式回应了这一问题💃🏼。
罗教授总结到汪曾祺的价值在于👩🏿🏭，他和时代建立起的联系不是那种直接的联系🟣，而是始终用自己的方式重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讲座终末🧣，罗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十数个问题给予了耐心细致地回答。
